第15章 武士与职人(2/2)

一个粝的、边缘的、清苦的过去，倒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。

与其说这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，不如说这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，还受到地理、人、发展机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。

有趣的比较是：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，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；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，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。因此，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，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。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，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。也许，撇开其他条件不说，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大差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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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日本的清苦，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。“士农工商”，日本的“士”为武士而非文士，所奉统为王而非儒学，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。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，成功实现明治维新，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，并且主导着武士的神文化，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有限汲收“汉才”以及“（荷）兰学”，即当时的西学。在很多人里，武士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。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，导致了“神风敢死队”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在“和平宪法”被迫退了历史舞台。然而这一传统的影响源远，在后来的日里，修宪军的心理暗起伏不止，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，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不绝，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，采取了当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。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，共通的争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，却显现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。

日本的清苦，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。职人就是工匠。君不，重轻术，这些中国儒生的饱之议在日本语境中影响甚微。基于生存的实用需要，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是广受尊重的阶层，在江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实基础。行规严密，品牌稳定，师承有序，职责分明，立德敬业，学艺，使各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，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，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，甚至一直延伸为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。直到今天，日本企业的终制和家族氛围，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，还有日本座座楼中员工们班后习惯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，都留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。日本不一定能够被人认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国或者文化大国，但它完全有成为技术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。造比法国艾菲尔铁塔更的铁塔，造比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，造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线、机人、清晰度电视等等，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无足称奇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，不如说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，并且发生了变异的开结果。